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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以来，人们读史，尤其是普通人读史，总是习惯于将历史人物做简单的脸谱化处理。

这样做有两个好处。

一是，当我们对历史不熟悉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基于“忠与奸”的立场迅速掌握人物信息。譬如，岳飞是大忠臣，那主张杀岳飞的秦桧就是“奸”，皇帝就是“昏”。

二是，在错综复杂的历史环境下，我们通过人为分类，让读者明白这些人的立场、站位，以达到迅速切入正题的目的。譬如，在许多通俗著作中，阉党就是“奸”，东林党就是“忠”，凡是与东林人过不去的，都是奸臣，都是阉党。就这个逻辑，我们可以迅速地将熊廷弼之死归咎于阉党奸人的迫害。然后，作者得以简明扼要的切入主题，分析熊廷弼在军事上的得与失。

但这样“脸谱化”历史人物最大的弊病就是，这不是在读史，而是在看历史故事（或者说是在看“阉割版”的历史）。

譬如，在《明史·奸臣传》中，胡惟庸、严嵩、周延儒、温体仁、马士英等人都被列入其中。今人只要一翻到这一页，就可以立刻知道这些大臣误国误民。但问题是，这些人都是奸臣吗？假如他们不是，那清人为何要这样修史，这么编写是何目的？

（1）胡惟庸为什么被列为奸臣

明朝皇帝朱元璋从一个放牛娃摇身变为开国之君，确实是个有雄才伟略的君主。

洪武年间，国家实施了不少好政策，但朱元璋的猜忌和多疑也是事实。他打败各路对手，推翻元朝后，深知打下江山不易。为了给后代子孙铺路，他大肆屠杀功臣和一些有影响力的官员，像“胡党”、“蓝党”事件，“空印案”，“郭桓案”，都是例子。右丞相汪广洋知道朱元璋心狠手辣，尽量少管闲事，但还是被以“不作为”的罪名杀了。

洪武十三年，他制造了胡惟庸谋反案，牵连被杀的人数多达三万。这个案子一直拖到洪武二十三年，连已经退休的太师李善长，因为威望高，也被杀了。其实，现在的史学界都知道，胡惟庸根本没有谋反，这是朱元璋为了集权编造的罪名。

胡惟庸案发后，朱元璋就废除了中书省，把大都督府拆分成五个，很明显，这是为了把军政大权都抓在自己手里。

也就是说，胡惟庸造不造反不重要，重要的是朝廷需要集权。

事实上，胡惟庸虽有擅权之嫌，但其能力并不差。即便有受贿事实，但远算不上是个奸臣。相反，胡惟庸执政时期，许多政策的落实，对明初恢复生产还是有促进意义的。

从这个角度讲，胡惟庸和那些被杀的官员，是明初的一大冤案。胡惟庸之死，在于其大权独握。朱元璋要杀他，清人也顺势而为，把胡惟庸写进《奸臣传》，所做一切其实就是为了给朱元璋的屠杀找借口。

因为清朝人也需要集权，他们更不能赞扬一个大权在握、肆意妄为的权臣。

（2）严嵩是奸臣吗

在本文列举的几人中，严嵩的知名度、讨论度可以说都远超其他人。乃至于如果有人说严嵩不是奸臣，就会有一群人群起而攻之，说你是想“翻案”。

但其实，从严嵩掌权的风光，到家道中落，乃至明朝的最终灭亡，人们对他的评价始终莫衷一是。严嵩被普遍贴上明代“奸臣”的标签，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清修《明史》的影响。

明朝中期，皇帝的昏聩、荒淫与迷信问题日益严重，国家逐渐走向衰落。嘉靖帝在位长达45年，他沉迷于道教，热衷修炼玄术，追求长生不老，长时间不上朝，且刚愎自用。

严嵩早年曾在翰林院任职，后来选择回乡在铃山堂专心读书八年，又在南京担任闲职多年。被嘉靖皇帝赏识后，他从礼部尚书入阁办事，但稍有不顺，便立即受到责罚。从此，为了保全自身，他变得异常谨慎。

严嵩执政期间，在朝廷和家乡都做过一些有益的事情，比如任用胡宗宪平定海盗，参与修筑北京外城，捐资为家乡修建桥梁等。然而，为了迎合皇帝，他也不得不做一些不得人心的事。最终，他被更为狡猾的徐阶排挤下台。徐阶被列为名臣，而严嵩则背负上了“奸臣”的骂名。

承然，严嵩父子存在严重贪污受贿的行为，但江苏徐家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如果仅仅以贪污、受贿来定位忠臣、奸臣，或许整个嘉靖朝只有海笔架才是忠臣。

应当说，严嵩的污名与党争是离不开关系的。在嘉靖朝，朝臣们为了争夺权力和巩固地位，互相攻击，指责对方为奸雄成为常态。攻击严嵩为奸臣的人不在少数，而徐阶也被屠隆指责为“奸过曹操”，甚至有清官海瑞在万历年间也被诋毁为“天下大盗，古今剧贼”。就连最有作为的万历首辅张居正，其生前死后所遭受的人身攻击，更是远超严嵩。

所以，史学家顾诚认为，将党争中的攻击之词作为对严嵩的定论显然是不恰当的。

笔者认为，严嵩这人确实在道德上站位不高，心里也没有装着“九州万方”、“黎民百姓”，硬说他是奸臣也没有问题。但不能简单地认为他是奸臣，就认为这个人一无是处了。

（3）周延儒、温体仁为何被列为奸臣？

周延儒、温体仁是不是正人君子？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崇祯朝只有这两位是小人吗？

答案显然也是否定的。

为何要将这两位阁臣单独挑出来呢，仅仅是因为他们入过阁？

很简单，清方要将崇祯帝塑造为明君。因为崇祯帝是被李自成逼死的，清军是为了替明朝“报仇”，才起兵入关的。他们拯救的是个悲剧帝王，而这个帝王的悲剧是因为“奸臣”造成的。

其实，崇祯皇帝朱由检登基之时，大明王朝已内外交困，腐朽不堪，局势岌岌可危。与祖父神宗朱翊钧的怠政、兄长熹宗朱由校的嬉乐相比，崇祯帝确实展现出“励精图治”的决心，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然而，他性格多疑善变，且极重面子，尽管为挽救危局呕心沥血，却常因决策失当而适得其反。最终，国破家亡，崇祯帝发出“有君无臣”、“朕不能守社稷，能殉社稷”的悲叹，自缢于煤山。清兵入京后，态度大变，为崇祯帝发丧致祭，南明官绅更是悲痛欲绝，仿佛失去了至亲。

崇祯帝在位十七年，既非神宗之静摄无为，亦非熹宗之玩乐无度，且以身殉国，远超在京苟活之群臣。何以至此亡国之境？

明清两朝官绅不愿深究崇祯帝的诸多倒行逆施，而是聚焦于“有君无臣”之说。

崇祯一朝，大臣更迭如走马灯，大学士一职更是频繁更替，多达五十人，无人能久居其位。在此背景下，首席大学士与兵部尚书首当其冲，温体仁与周延儒因辅政时间较长，自然成为了《奸臣传》中的代表人物。

李清曾在崇祯、弘光两朝任给事中，他曾言：“崇祯时，误国辅臣皆指周延儒、温体仁，误国枢臣皆指杨嗣昌、陈新甲。然历数前后辅、枢，其智略优长，又推四人最。盖将相乏材，故众口所诋，犹居然冠军此国事所以不支也。”

接着，他又说他道：“体仁长于心计，凡阁中票拟，每遇刑名、钱粮、名姓之繁多，头绪之梦错，皆相顾攒眉:独体仁一览便了，从不以舛误驳政，故诸辅亦服其敏练。但存心过刻，伏机甚深，又不敢逆鳞，其大病也。”

《明史·温体仁传》亦载：“体仁辅政数年，念朝士多与为怨，不敢肆，用廉谨自结于上，升苞苴不入门”而所谓“奸”名，不过因其“颂服将顺不暇”，即看崇祯帝眼色行事。周延儒当政时，赞誉之声颇多，崇祯帝亦采纳其意见，做了不少收揽人心之事。然大局已定，随着明王朝的迅速衰败，周延儒失去崇祯帝信任，最终被赐死。

清朝赵翼评论道：“周延儒不过一庸相耳，以之人奸臣传，未免稍过。其始入阁，未见有败检事，特以不由廷推而得，故谤议纷然。其再出也，蠲逋赋，起废籍，抑中使，罢内操，救黄道周，颇多可称。故王鸿绪明史传稿在列传中,而今列之奸臣者，崇祯十六年(清兵入畿内，延儒视师，一时物议沸腾，谓延儒得贿纵敌)……民间至演为卖国传奇，遂传遍天下。故数十年中，延儒受人唾骂，较他相为尤甚。”

总之，为了维护崇祯帝这位亡国之君的贤明形象，必须在首席大学士中揪出两位奸臣。至于温体仁与周延儒在崇祯朝乃至明代各朝大学士中是否真的特别奸恶，从君权的角度来看，这些都不重要。

（4）清朝编纂《奸臣传》看重的是什么

最后，我们还是简单提提马士英。马士英其人当然算得上“奸臣”，但他被列为奸臣绝不是因为他足够“奸”。和其他几位一样，他成为“奸臣”也是由浓厚的政治意义的。

南明弘光政权仅存一年便崩溃于清军南下。清朝不承认南明诸帝正统地位，贬为“伪帝”。然而，弘光朝廷兵强马壮，控制半壁江山，何以迅速瓦解？

清廷以八旗兵勇猛解释亦显牵强。譬如，吴三桂反清，所占之地远小于弘光政权，却支撑八年。

因此，“马阮乱政”成为主流解释。

从对制度的破坏以及从人性的“恶”上讲，阮大铖比马士英更为奸恶，但阮大铖仅仅被附传于马士英之后。这就是典型的政治需要了。

马士英主要是贪恋权力、财物，但对制度以及南明走向并没有什么影响。弘光政权的不稳源定于藩镇割据，而这一局面是客观事实促成的，并非马士英个人对“四镇”倚重。

史可法扬州殉难后，马士英亦在浙江多次组织反攻，最终兵败被擒杀，未降清。但东林-复社人士却依旧编造马士英降清后被杀的谣言。

但这些对于清朝来说毫不重要，总之，他们只需要得到“弘光朝廷的覆灭与马士英脱不开干系”这一重要结论。

所以，清朝统治者对《明史》的着眼点似乎更多地偏向于保护自身的政治权益，而非单纯追求对前朝历史的忠实记录。

康熙帝是个有作为的皇帝，深刻理解国家兴亡更替的道理，故而特别指示修史官员，在编纂《明史》时，需谨慎处理明朝皇帝的形象，避免将他们刻画得过于负面，以免给后世留下把柄，损害清朝的名声。

然而，如果一味颂扬明朝的善政，又该如何合理解释明朝的灭亡呢？

面对这一难题，修史官员采取了一种折衷的方法：对明朝皇帝的过失进行适度淡化，而将更多责任归咎于大臣、太监等人。当我们将这些人物放回他们所处的历史背景中去考察，不难发现，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替罪羊的角色。

还是那句话，如果将国家兴亡这样的大事，只归咎于某一帝王或某一臣子，无异于是一叶障目，毫无探讨价值的。

参考资料：《明史》、《顾诚明清史文集》